郑州商城位于郑州市城市中心区，遗址面积达25平方千米国华通配资，商代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是东起凤凰台，西到西沙口，北至花园路，南到二里岗。
郑州商城自1955年发现并确认后，伴随着郑州城市的建设发展，开展了持续而系统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遗址范围内发现有大型夯土城墙、宫殿基址、手工业作坊、墓葬、青铜器窖藏坑、水井、蓄水池、灰坑等遗迹，还出土大量陶器、铜器、骨器、玉器、原始瓷器等和少量陶文、甲骨文字等。目前，中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郑州商城应是商王朝的开国之君——商汤始居之“亳都”，城市始建距今约3600年。甲骨文将商代晚期都邑(安阳殷墟遗址)称作“大邑商”，郑州商城作为商代前期商王朝都邑遗址，堪称“最早的大邑商”。这一重要论断的得出，应归功于考古工作者经年累月、不畏艰辛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
七十年考古工作充分证明，郑州商城是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核心区，规模巨大的城市格局、高耸多重的城垣设施、气势雄伟的宫殿建筑、象征王权的青铜重器、只言片语的习刻卜骨、叩之有声的原始瓷器、光彩耀目的黄金制品等无不彰显千年王都之风华。“商朝的历史，可以说是从郑州商城的被确认，一直到殷墟就完整了，这是在我们追溯文明历史当中非常重大的收获。在研究我们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过程中，郑州商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对我们做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定夏商周三代的年代，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先生如是说。
展开剩余92%基于郑州商城的地位和重要性，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郑州商代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郑州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1年郑州商城的发现与发掘入选“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2004年被中国古都学会认定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同年成功加入世界历史都市联盟，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也是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郑州商城价值的充分肯定。
商都考古新成果
近十五年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商城联合开展考古工作，累计有三十余项考古发掘项目。在配合郑州城市健康发展、促进城市有机更新的过程中，郑州商城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商代考古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仓储设施遗存。2022年开展的书院街北片区项目发现有二里岗文化时期长条形夯土基址17处，长度在30米以上，宽度在9至11米，东西并列，南北三排，皆呈东北——西南向，与内城墙方向基本一致，并发现与之配套的3条排水沟。这与偃师商城Ⅱ、Ⅲ号建筑基址群较为相似，应是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府库”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早商时期最大的仓储设施。
书院街北片区夯土基址平面图
冶铜作坊遗存。2020年在郑州市创新街小学(北校区)改扩建项目出土近400颗铜矿石、陶范、石范等冶铸遗物，这改变了郑州商城铸铜手工业遗存只分布在内城外的传统认识，为明确郑州商城内城冶金活动空间分布模式提供了新材料。同时，根据这批铜矿石的科技考古分析，至少在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郑州商城的这部分铜物料来源指向长江中游赣北地区的九瑞成矿带。新材料不仅表明早商不同阶段在矿料来源上的变化，背后也隐藏着早商国家在资源控制与统治方式策略上的改变。
郑州商城创新街小学北校区项目发现的铜矿石
制骨活动遗存。2022年，在塔湾古街项目Ⅳ区发现商代灰坑3座，其中H1516属于二里岗上层一期阶段，出土了大量与制骨活动相关的遗物，包括骨、角、牙类遗物以及石质工具等。H1516出土骨器已满足学者们判定制骨作坊的基本条件(除固定生产活动空间尚未发现)，从郑州商城其他制骨作坊遗址和地点中骨废料就近掩埋的情况判断，塔湾古街片区附近应该也有一处制骨作坊。这一发现表明郑州商城内城可能存在制骨手工业作坊。
塔湾片区出土骨器
城市水利设施遗存。学界对郑州城垣形态及相关河道的变迁关系进行过专门探讨，但囿于内城水系相关遗存的发现，无法深入研究。2021年至2023年，在内城东南区域的创新街小学北校区、塔湾古街、亳都古巷等项目中，发现3处商代早期沟渠，总长约540米，最宽处达12米，最深处4米。其中一处利用自然河道改造，另两处为人工开凿，沟渠内发现石砌挡水墙和分流设施，从而形成互通关联的水网体系。这一发现表明在郑州商城内部特别是南部区域存在着超乎原来想象的复杂的水利系统，而且这个大型水系兼具排水与城市区划的功能，其发现改写了以往对于郑州商城整体布局尤其是南部格局的认知，对于深入探索商代早期都城的规划理念、功能分区等具有重大价值。
另外，亳都古巷也发现有高规格的夯土木构水井，首次发现青铜双系汲水罐。
郑州商城内城东南区域水系分布图
郑州商城内城东南区域发现的石砌挡水墙
高规格墓葬。2021—2023年，在郑州商城内城东南部书院街项目发现一处商代墓地，其中，“兆域”制度、M2墓主人的身份及金覆面代表的跨区域文化交流问题格外引人注目。“兆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兆域，为殷墟王陵东西并列方形兆域的来源提供了直接证据，对探讨我国古代兆域起源和陵寝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M2是郑州商城目前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组合最完整、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其中出土的扇贝形金覆面器是国内考古中的首次发现，结合同时出土的绿松石镶嵌黄金牌饰、金泡等高等级礼器，充分反映出黄金与中国传统丧葬礼制的深度融合发展。
除了书院街贵族墓地外国华通配资，书院街北片区还发现有青铜器墓、玉器墓、陶器墓等。特别是铜器墓(M47)出土1件由绿松石片、牙器和金泡组合而成的兽面镶嵌器，极为少见。书院街北片区位于书院街贵族墓地西部，两者同处于书院街东西一线上，为探索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二期内城南部的功能分区提供了新线索。
书院街贵族墓地遗迹分布平面图
祭祀遗存。2015年，在郑州商城内城外的西北部河南省体育场项目发现大型祭祀场所。环壕(G4)与夯土墙合围成长方形的特定祭祀区，东西宽在30米左右，南北长超过50米，祭祀区中部有1个祭祀场(K8)，其周围密集分布大大小小20多个祭祀坑。祭祀坑又分为坑状堆积和片状堆积，坑内发现有婴儿骨架、猪骨架、卜骨、石刀及动物骨角等。这是郑州商城的重要祭祀场所之一，承担当时祭祀活动的特定功能，其所处位置、祭祀模式与形态都很特殊，为郑州小双桥遗址祭祀遗存找到了最直接的源头。
2019年，在内城西南角的夕阳楼片区项目中发现一批长方形灰坑。这批长方形坑，形制较为规整，方向多东西向或南北向，集中分布却罕见互相打破关系，体现出一定的规划性。同时，多处坑内发现较多人骨和动物的埋藏现象，伴随着完整陶器、卜骨等遗物的大量出现，初步认定该区域可能存在较为长期、固定的祭祀行为。
河南省体育场祭祀遗迹现场
郑州商城的商代考古新发现不断刷新对这座早商都邑的新认知，以郑州商城——“探商”的重要阵地为支点，再向前“寻夏”有了更切实的抓手。郑州商城遗址是探索夏商分界的重要遗址之一，为解决“商人灭夏”“夏商更替”等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通常分为四期，其中郑州商城二里岗下层一期是学界讨论夏商分界的关键时期。学界对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过渡的相关研究热度不减。近年也有不少这一阶段的新发现，如夕阳楼片区的H961、塔湾古街片区ⅣH1263、塔湾古街片区ⅡH1539、H1905等，同时，二里岗下层一期遗存陶器包含有二里头文化、辉卫文化及岳石文化等文化因素，说明了二里岗文化形成期陶器组合的文化复杂性，拓展了对其再细分及来源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另外，2012年黄委会幼儿园项目发现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夯土建筑基址，联系以往同时期的考古发现，说明在二里头时期该区域应存在一个规模不小的聚落。
城市考古新气象
十五年来，考古工作者贯彻城市考古的工作理念，按照“纵向找沿革、横向探布局”的工作方法，也陆续发现了战国、汉代、唐宋及元明清等历史时期的重要遗存，揭示出郑州城市文化层层累积的历史脉络。郑州商城有别于“旷野型城址”，在商代之后又为历代城市所占压、改造与使用，属于“古今叠压型城址”，可作为此类开展城市考古的典型研究案例。择要介绍重要发现如下：
战国时期。战国城继续对早商城市进行利用，对商代城墙进行加宽加高处理，在城内东北部的高地区域，即商代宫殿区一带继续修建建筑，也发现不少生产生活类遗存。2012年在城内东北部的黄委会幼儿园项目清理出一座战国水井，出土“亳”陶文。2019年在城内中部的北戴河商业项目清理的战国水井中发现有铸造工具的陶范。
最为重要的是，在城内西南夕阳楼片区发现多条战国沟状遗迹，其中G6、G24清理出有人骨层层堆积的现象，目前发现人骨近80具，大部分为青壮年男性，年龄在14-45岁之间，肢体残缺，部分人骨存在钝器砸伤痕迹，结合出土的铜箭镞，推断与战争有关。G6出土魏国的铜平首布9枚，面文有“釿五二十当孚”“阳晋二斤”“安邑二釿”。为探究战国城城市地位、功能划分以及韩魏关系提供了新证据。
城外，墓葬区集中分布于西北部的岗杜一带及东南部的二里岗地区，共包括7处墓地，墓葬总数达413座。集中于城邑外围高岗的现象反映出明确的丧葬规划意识。
夕阳楼片区战国人骨沟等分布图
夕阳楼片区战国人骨沟G6出土布币
夕阳楼片区G24三、四层人骨位置示意图
汉代。城垣内丰富的汉代文化堆积表明，当地也在逐渐发展繁荣。据往年考古发现，学界多认为城北路一带还保存有一道夯土城墙，其修建年代始于汉代。2017年城北路项目清理发现的夯土墙、壕沟规模较大，形制较为复杂，夯土墙年代不早于唐代，这与文献记载唐宋以来郑州作为州治所在地是紧密相关的，为探索汉代以来郑州城市规划格局的重大变迁尤其是唐宋城市形态再次提供了科学翔实的一手资料。
城北路项目夯土墙剖面(从东向西)
唐宋时期。这是郑州城市史的又一个辉煌时期。唐宋两代均设置“郑州”这一行政区划，自贞观七年(633年)“自武牢移郑州理所于管城”，郑州治所均设于管城县，唐宋郑州城是长期作为州治所在地所使用的。唐宋时期，洛阳和开封作为都城，连接二者的郑州地位尤显突出，宋代的郑州曾作为“西辅”，城市营建进入新阶段，也留下了丰富的唐宋遗迹。
2012年实施的正兴商务大厦项目、金泰家园项目发现了唐宋时期的灰坑、砖砌水井、火池类遗存等，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精美瓷器；2019年实施的北戴河商业项目发现南北向大型沟渠(G3)，南北长达70米，出土物中有唐代黄釉、酱釉的瓷壶，延续使用至宋；2016年实施的商城变电站项目和2020年实施的创新街小学北校区项目中发现宋代的葫芦形或者单个圆形的灶类遗存；2020年进行的亳都古巷项目发现了唐代的大型铸造遗迹；2022年实施的塔湾片区发现14处唐代的人骨集中埋藏坑，层层叠放、数量巨大，与西边的开元寺有一定关系；2022年实施的书院街北片区项目，发现5条唐宋道路、铜钱窖藏和制骨、冶铁手工业遗存。
亳都古巷项目唐代铸造遗迹
郑州商城出土唐宋瓷器
元明清时期。在2000年东西大街拓宽工程中于东大街缺口处发掘出城门遗迹，年代最早可以推断到元代。明清郑州的城市范围与唐宋郑州城有所重合。明清时期的地方志详细记载郑州城有四座城门且外有瓮城。
明清郑州地方志 城图
2018年实施的亳都古巷项目发现规模较大的建筑基础，基址周边用各式石材砌成，中间填充条块状夯土，结合清代地方志记载，应该与清代以来的玄武庙旧址位置相对应。
亳都古巷项目玄武庙基址正射影像图
郑州商城的城市考古工作成果丰硕，这些发现延伸了郑州的城市历史轴线，丰富了郑州的城市历史内涵，为深入探讨历史时期郑州城市的形态演变奠定了基础，也搭建起一个更为完善的郑州城市生命史。
总之，城市考古工作者面临的更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要为郑州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城市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方案的制定、修订、评估与实施，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城市文化新名片
近十五年来，在持续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不断廓清挖掘郑州商城价值内涵的基础上，郑州商城的保护、展示与活化利用也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郑州商城可谓是“旧貌换新颜”。
保护第一，规划先行。为切实保护好郑州商城，其保护规划几经修改，始终贯穿着整体保护的思想。2010年，《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规划》获得国家文物局审批，明确了保护展示原则及遗址本体、保护区划范围内各项建设控制要求与引导措施，成为以后十几年郑州商城遗址保护的重要规划依据。2013年，在上述规划基础上制定的《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明确了“以郑州商城都城遗址保护与展示为核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总体定位，极大推动和保障了相关工作的进展。
郑州商城保护区划图
遗址公园，郑州模式。2010年，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之一，随后郑州商城开展了一系列的文物本体保护及周边绿化工程，带状遗址公园初现形态。2021年，已基本建成多项城垣保护与展示项目，并完成了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以及周边相关文化配套场所、设施等项目。2022年，依据“见缝插针、相对集中；以点带面、串珠成线”的理念，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郑州商城遗址的壮丽景观为目标，创造出以“园中城·城中园”为特色的考古遗址公园郑州模式，整体效果得以充分展现。该园2022年12月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3年4月18日获国家文物局授牌并于同年6月10日揭牌。
展示利用，传承记忆。矗立在郑州商城内城东南城垣内侧的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以“巍巍亳都，王都典范——郑州商代都城文明展”为基本陈列，生动呈现了古都郑州延续千年的恢宏历史场景，描绘了商代亳都生生不息的盛世文明图景，同时，一连串精彩纷呈的特色文化活动的开展使其成为集中展示郑州商都文明和传承城市文脉基因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城市的生命来自文化的传承，郑州商城存在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都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作为城市发展的参与者，考古工作者也应该勇于担当，正确处理好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才能做到守护城市文脉，留下城市记忆。憧憬未来可期的郑州商城遗址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一个中央花园，社会各界人士都能徜徉其中，近距离感受郑州商城之美！
（来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作者：杨树刚 宋振民 闫琪鹏 孔品 张黛 简敏）国华通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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