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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亨县冗渡镇岜磨村者冲寨西面路边，立有一通石碑，圆首，砂石质，高1.9米，宽0.78米，厚0.23米。这通石碑除正反两面刻字，还模仿四棱碑在两侧面刻字，因石碑为砂石质，风化严重，两侧面字迹较为模糊。
立碑缘由镌刻碑阳，额题“立碑安民”，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八月二十二日”，“署册亨理苗州加三级（记）录五次严（煦）”发布的告示。严煦是紫云人，时代理册亨州同。册亨加挂“理苗”，源于道光十六年（1836）州同谢文耀任上，时册亨州同改称“册亨理苗州”，级别仍是县级。“理苗”州、厅、府都是清廷为管理西南少数民族专门设立的行政机构，原因是单纯使用军事手段，无法有效治理民族地区，“理苗”有安抚意图。
贵州咸同大起义后，清廷认为“苗”带有歧视，担心加剧民族矛盾，故将“理苗”改“理民”。这里有个巧合，严煦是紫云人，紫云原称归化厅，道光年间改“归化理苗府”，光绪年间改“归化理民府”，民国初年才以城西紫云洞定名紫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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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煦“立碑安民”告示主要目的，是“为严禁匪徒，以安民生事”。“案据者冲、喇岜把事等禀称：者冲、喇岜、大水井、央庆等处地方，居民杂处，往往有无籍游民，三五成群，诱赌盘剥。以乞丐为名，身栖岩洞，日则窥探门户，夜则鼠盗狗偷租谷杂粮。或遇良善，估讨估要，稍不遂意，即撞头虿骗，贻害地方。是以联名禀请，出示严禁，以靖地方。”
据此，“查此不良匪徒，深为地方之害，自应严拿罚究，以安良善。除禀批示并饬差密拿外，合行出示，严示为禁，仰等处一带地方民苗人等知悉。嗣后如再有前项不法匪徒，在于地方赖扰，许尔等被害之家，投明寨把、地主，即时连人捆解赴州，以凭严法惩治。尔民苗人等，毋得徇隐贿纵，亦不得籍端滋事，挟嫌妄害无辜。致干并究，各宜凛遵毋违，特示。”“致干并究”是清代法律术语，指因失职或包庇而被追究责任。这段文字把者冲一带村寨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叙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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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最初“实贴者冲总路晓谕”，清代“总路”指官路，以驿道为主干，辅以支线，用于传递政令、官员往来和运输物资。
册亨县城册阳西面的驿道有两条，一条西北向，经板年、冗渡、冗贝、威旁，然后进入安龙境。一条西南向，经央箐、者六、丫他、巧马、板坝，过南盘江到广西。者冲位于册阳正西9公里，“者冲总路”的出现，说明当时还有一条羊肠铺路，北接威旁，南接丫他，将西北向和西南向的两条驿道连通。
为贯彻落实严煦的“立碑安民”告示，者冲及邻近村寨首事李仕儒、高世文、郭汉清、李发龙、安腾云、陈应魁、胡清、温元龙、董正署、罗卜南等人，“公议款式”，镌刻碑阴，额题“垂芳千古”，时间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孟夏月六月十二日”，即告示发布10个月之后。
值得注意的是，时严煦已调离，接替册亨州同的，是从黎平府下江厅（今从江）通判调任而来的江苏人王承淮。另外联丰优配 ，这些村寨首事、把事主要是汉姓，说明道光时期的村寨掌权者主要是懂文化的汉人。
“公议款式”共计二十件（条），语言直白，体现了册亨民族村寨融入儒家“德主刑辅”的教化思想。
一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昆弟，各守五伦，各尽人道；二曰：君尽道，臣尽忠，子尽孝，妇敬夫，弟敬兄，各尽其诚；三曰：治家有规，敬老慈幼，勿忘宾礼；四曰：处邻里而和乡党，莫使愧心而昧骗；五曰：众人须合一心，休藏戈矛刀剑；六曰：山林树木，地饶淳朴，人丁兴旺，求宽怀以待人；七曰：善良者宽刑，凶暴者逞威。信振家风，天必从究；八曰：富贵贫贱，红白会期，扶幼助老，邻里相帮，一境和悦；九曰：世有刚烈者，因小事而威逼大事，各方劝化，谨戒奢华；十曰：世有匪窃得物投宿，凡我境内之人，查实盘问，方可借宿；十一曰：有年壮女姿者，苟合私奸，此等不法，父母族内伙同治之；十二曰：妇女独行，遇寻花问柳之鄙夫，昧心拐逃，恐后有累，切莫隐匿，不可招留；十三曰：世有不法之徒，昼夜游赌，刁害民家之子弟，各人警戒，勿诱哗；十四曰：世有游手好闲，日夜饕餮，借酒逞凶，失其大节，切莫有意留行；十五曰：各户租谷物各管，不可私窃，勿为狗盗；十六曰：如有土地凭证，凭中典当、售卖，兹不可妄害生讼，枉害受罚；十七曰：假害生事，丢赃诈骗，盗窃牛马家财，内外查实，连窝同除不恕；十八曰：各户多种五谷、瓜果、蔬菜，勿使肥己利家；十九曰：世有做贼之人甚多，每田必牵牛拉马，勿引盗入闼。另外，“第二十件（条）”镌刻于碑侧面，字迹模糊不清，只能识别：“诈言害众，查实入证。如有人来报，以大化小”等语。
册亨者冲道光二十条，是目前黔西南境内乡规民约碑中条款数量最多的。不仅如此，碑文中还涵盖慢纳、关山、边担、三家寨、手扒岩、冲门口、赖坟、偏坡、毛坪、水冲、营脚、陇射石、龙井、董家洞、央炼寨等小地名，相比者冲、喇岜这样的村寨，这些小地名类似今天的村民小组。对研究册亨道光时期的行政区划、村寨结构、社会治理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实物价值。
另外，此前严煦“立碑安民”告示被误认为是“道光一十七年（1837）”，这是因为“光”字后面镌刻错误，刻为“一”，拓片做出来，能清晰发现石匠在“一”的右侧又补刻了一个“一”，结合严煦道光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任职册亨州同的时间，可以确定此处是“二”，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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